文 / 刘浩锋

最近几年的中国,在国际国内都遭遇了诸多惊天骇浪的挑战。今日所言内忧外患,可谓真真切切。正如许多平时不关注国事的人们,也隐隐感觉中国这艘巨轮正在经历风雨飘摇,稍有不慎,可能沉船覆灭,万劫不复。

内忧的中国经济持续恶化将不断引爆公共灾难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最近,湖南省委要求解放思想大讨论,引起国内外关注。

我想,湖南当前存在什么重大忧患问题呢?最显赫的是地方债务,入不敷出,财政空虚了。这也是全国当前普遍存在的重大问题。据记者了解,仅仅一个湘潭市政府地方债务高达6000多亿。有人估计,湖南省的地方债务将近十万亿;还有媒体披露,全国地方债务抵达十万亿美金规模。2023年贵州云南江西省级财政接连暴雷,很多省份一直在勉强维持,中央很多的专项拨款到了地方就不得不被挪用发人头工资。在这种状态下,北京方面一直还没有逻辑清晰下手有力的挽救措施。

政府都财政空虚,一方面是由于长期的大量透资财政搞3P投资,富了各级主要官僚;一方面是巨额的维稳开支所致;更重要的是2015年以来不断经济内卷,税源枯竭所致。而税源枯竭是大批中小企业破产与外迁导致大规模失业所致。大规模失业,对于背负房贷、医疗、养老三座大山的普罗大众而言,就意味着个体与家庭的艰难乃至破产。当下,农村养老金每月才100多元,可每年合作医疗就得交400多元。有记者反应,现在有些农村老人平时连猪肉都舍不得买。一旦遭遇病患,社会流行的口语“大病自己扛,小病自己治”可谓真切反应了底层普罗大众的真实状态。

值得警惕的是,最近几年,因为底层破产引发的个体与社会公共悲剧,间连不断。如公交车爆炸、年初某地郊区爆炸、日照2024大年初一惨案,以及年初山火等,都不排除是底层遭遇社会不公而泄愤所引起。

在这种经济不断内卷,中小企业凋零,民生疲软的现实中,秉承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精神的湖南率先提出解放思想大讨论,正为时需,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谈解放思想,首先想到的是改革开放之初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得出的历史重大结论:实事求是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这个结论,现在是否还有价值呢?我想,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为何要解放思想?谁的思想受禁锢了?为何要禁锢思想?解放谁的思想?如何解放思想?其实,也可以恳切的说,如果一切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还需要解放思想?历史到了今天,我们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关系到国家前途与人民命运了。

为何解放思想?我想有两重意思。

一是,是因为离开了实事求是!所以,现在谈解放思想,是坚持实事求是,才能重新出发。二是,因为禁锢了思想,以往的发展不管是国企改制还是混合重组还是供给侧改革,在形式主义的背后是精致的权贵利己主义设计,是不断往上层输血,而上层把财富子女亲人润出去,每年增长的财富大多被他们攫取润走了,导致如今两极分化太严重,底层大规模返贫,地方财政破产屡见不鲜,危及整个国家系统稳定了,所以需要解放思想来救难。

我记得前苏联解体前,也是党政军半年发不出工资了。各级领导把辖下的资源变卖一空,权力部门变本加厉对国民刁难收割,可谓“满朝文武藏绿卡,半壁江山养红颜”,都做好了沉船计划准备,以致国家杜马副主席要求地方派一只坦克部队到莫斯科红场救党国,军方领导以没钱加油拒绝履职。前苏联高层被西方跨国财团为核心的深层政府所内部劫持,是导致其解体的关键所在。叶利钦加入了深层政府的彼得国际俱乐部,戈尔巴乔夫也通过其政治顾问雅科夫列夫拜会撒切尔夫人,加入了西方深层政府。他们让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互相斗互相撕裂,在政治上直接解体了苏联。在经济上,通过军备竞赛大量消耗苏联的财政,拖垮了苏联经济。历史是否存在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值得警惕深思。

中国当前的最大问题就是经济不能有效循环,有些政策似是而非无法落地,或者执行方面不力,往往往左的口号震天响,迈向右边的步子异常迅疾,导致如今社会分配畸形扭曲,连金融银行的关键重要部门都开始失守,可以让外资控股中国的银行与金融机构了。用习主席的话说,就是涉嫌危害国家整体安全了。

经济不能循环,国家一少部分人聚集了天量财富,有些是通过权力巧取豪夺,有些是市场所为,在中国大的民营企业如果不和权力绑定乃至勾兑,是很难活下去的。最近几年持续暴雷的那些著名的企业,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黑洞,他们攫取的这些不义之财,是属于国家肌体上的肿瘤癌症,局部器官的营养过剩无法消化而膨胀。2023年度据中金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财富总量为790万亿,其中国资为360万亿。最富裕人群总资产为290万亿,其人口比例在全国人口中站比0.33%。中产阶级人口占比6.9%,总资产为110万亿。费富裕费中产人群人口占比92.77%,为13亿普罗大众,总资产才30万亿。

这个数据告诉我们,广大普罗大众辛苦奋斗一生,他们的财富通过市场配置、政策、权力种种因素流向了少数人口袋。恰如肌体,广大普罗大众成了国家肌体的小儿麻痹症,属于营养不良所致!

目前,中国经济三驾马车基本没了,内需没有通过宏观政策与财政二次三次分配提升普罗民众收入与福祉来培育消费,经济链头无法循环,中央有良知者焦虑,无良者放纵漠视,曰:谁家的孩子,自己抱!

这就是市场效率至上必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经典资本主义现象与规律。用伯林的话来说:允许狼群的自由,意味着羊群的灭亡。这个问题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癌症。美国在经历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之后,罗斯福新政引用了社会主义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福利,后人称为凯恩斯主义。西方为何有对外扩展的历史,就是通过对外的掠夺殖民征服来填补内在的沟壑,消除内在的两极分化,形成一个野蛮的不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一些人,为了维护自身这种不义之财,将资本转移西方,与西方深层政府互相勾兑,和跨国财团构成了利益与命运共同体。在国内政策上打左灯往右跑,对人民只有虚伪的爱与虚假的共富承诺,不断巩固、恶化这种两极分化状态。据悉,他们不惜与西方深层政府合作,设计了所谓的顶层设计,流传坊间已久的“沉船计划”,是以倒逼转型为路径,真是触目惊心。或者说,自从2015年供给侧改革银行给中小企业断贷开始,接连又遭遇中美贸易战、金融区块链诈骗、人造新冠病毒与疫灾,广大普罗大众失业、中小企业破产、中产阶层跌穷、地方政府税源枯竭财政危机,这是某些国内外深层政府的黑暗势力早就预设好的路径。

率极均衡原理:经济出路在于宏观调控与积极财政

谈解放思想,目标自然对接共同富裕,也就是需要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公平化,培育厚实的消费潜力与广阔的市场前景,才能化解危机!而实现社会公平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就是——率极均衡原理!它是市场经济“择优分配原理”的论域的拓展与逻辑的延伸转折,两者才是完整的资源配置方式,彼此构成阴阳辩证关系。通俗而言,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效率是局部的公平,社会公平是整体的效率”来概之。

公平与效率一直是人类社会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用茅于轼教授的话来说,资本主义追求效率。社会主义才追求解决社会公平。那么,特色社会主义其实要解决效率与公平的逻辑关系,什么时候效率多一点,什么时候公平多一点,就像走路,什么时候迈动右腿,什么时候迈动左腿,彼此周期运动,达成社会历史的前进。

或者说,毛时代的计划经济奠定了国家经济基础,集中力量完成了重大工程,然运动到极致必然导致铁板一块;叶华邓时代的特色市场经济壮大了国家经济基础,活跃了社会力量,完成现代化工程,然运动到极致必然导致两极分化。

因此,在习主席新时代,客观上需要在历史自身的规律上,迈出左腿,中央应该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更多倾向于国民的基本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制定计划,把市场经济时代形成的过剩的产能、产量充分释放出来,通过宏观调控与国家绝对的印钞货币发行权,把科技生产力充分发挥出来,就自然会把国家整个经济循环链条重新运动起来。

我们应该制定能够保护富人,激发富人创新的宪法与政策。

富人为啥想出国,因为不想让后代受苦,不想让晚年不安。现在的现状是富人要不已经走了,要不在走的路上,和另一句话对比起来了:中国的商人要么在监狱,要么在去监狱的路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法律和制度不公平,富人没有安全感。穷人不是不想走,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知和能力走。

也要通过宏观调控与积极财政政策的二次三次分配,提升民众整体的收入与福祉,让民众住的起房读得起书。不为看病养老忧虑成疾!

有这样的不忘初衷的良知,有这样实现良知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这样的国家才能说是健康的,这样的社会秩序才能称为文明社会!

外忧内患,西方深层政府最怕亚洲团结

我曾在国外独立评论【duping.net】有个专栏。这个独评宗旨就是独立人格海纳百川!独评人气很高,可以说全球华人异议精英以及各国特工都高度关注。但自从去年我发表对美国亚洲战略评判——各个离间,分而治之,坐收渔翁之利后!我用了十多年的专栏账户密码全作废了,而且,点击独评网页也是乱码。这证明触动了他们的核心利益,揭露了他们的最高亚洲战略!在这种国际情势下,中国人民朝野要猛然觉醒,亚洲人民也要觉醒。

其实整个亚洲,无论血统与文化,基本是泛华夏。以万年的时间尺度而观,东南亚都是伏羲后裔。全球一体化时代,怎么能够华夏文化圈自相残杀?以致如今中日斗,大陆台湾斗,韩日斗,中越斗,中印斗,中菲斗等,我们在很多层面,比如娱乐影视文学各个层面潜移默化加深华夏文化圈内部的割裂与仇恨,牵制大脑,让西方深层政府国际财阀寡头势力坐收渔翁之利,岂不悲乎!

在这样严峻的态势下,要实现习主席提倡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没有可进之路!因此,客观上,历史需要我们以更宏大的文化视野与政治视野,来驾驭目前的态势,缔造亚洲命运共同体,积极避免亚洲的恶耗,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迈出坚实的跨步。

率极均衡原理 https://www.hkanews.com/3G/show.asp?m=1&d=1322   

作者简介:刘浩锋,籍贯湖南。学术方向:国学的现代化全球化。毕30年功力创建和学。当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思想家、哲学家、批评家、艺术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作家诗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NGO世界和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兼任旗下世界和科学院院长、世界和智库CEO、全球和学研究会首任会长;北京大学国经智库特聘专家;中央美院客座教授;文旅部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粤港澳文化发展委员会总顾问;2010入选外交部国礼艺术大师;2017年度世界文化杰出贡献人物。2020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全球论坛发言人办公室高级文化顾问。获诺贝尔和平奖2022年提名,同年入选《世界名人录》。2023荣获外交部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与《环球时报》“新时代东方文化复兴大成理论奖”。